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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英杰，这个今天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表达了忏悔之意，他说：“首先我对受害人及家扬表示忏悔，我知道现在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本来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摆摊来改变我的生活。”

一位城管被剌身亡后，城管队员的保护装备开始升级，配备起了？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强光手电筒等。同时还请来了武警教官，教授城管队员如何徒手夺刀，对城管队员进行了包括如何解脱被抓衣领、抓头发、锁喉、抱腰的实际动作的培训。

为什么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和今天的小商小贩在面对没收其财物时，发出的生存反应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我想，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会引发不同的生存反应。

如果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文革是一个单纯的时代，今天则是一个纷乱复杂的时代。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代表文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文革就是这样一个黑白分明的时代，敌人永远是错误的，我们永远是正确的。没有人胆敢试探地说：敌人也可能会有正确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错误时候。毛泽东之后，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又可以代表今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这句话颠覆了毛泽东的社会价值观，似乎指出了一个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事实：错误的和正确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而旦也常常存在于相互变化之中。这句话同时也终止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

于是中国从毛泽东政治挂帅的单色时代来到了邓小平经济至上的杂色时代。文革时期我们经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草和苗已经成为了同一种植物。

有时候，一个词汇的含义从单纯走向复杂，也会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差距”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汇。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没有明显的社会差距，可是我们每

天都在讲差距，用一种空洞的方式讲述着空洞的差距。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是与雷锋这些先进人物相对照。“学先进，找差距。”是当时的流行语，我们每天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说着“差距”一词，陈词滥调如同车轮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从我们小学到高中的作文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一遍一遍重复写道，如何在雷锋精神指引下缩小思想差距，帮助邻居老太太到井里去提水上来。高二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实在忍不住了，手指敲打着堆在讲台上的作文簿，开导我们：

“你们已经为邻居老太太提了十年井水了，为什么不换一个例子？替邻居老大爷上街买米。”

三十多年后，我们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差距，当然已经不再是空洞的思想差距，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差距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巨大的社会差距必然带来过激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行为。当年我们用砖块击打那个年轻农民时，他始终没有用拳头反击，，而今天一个杂城管队员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仅仅是忠于职守，按照规章没收摊贩的三轮板车和物品，却被摊贩用刀剌死。这是为什么？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当“差距”一词从狭义走向广义，从空洞变成真实之后，也表达了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广泛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进程，虽然发展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可是社会差距确实是在不断缩小。毛泽东始终没有解决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增长至二〇〇九年的三十三万五千三百五十三亿元，增长了近一百倍。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二〇〇七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三，三三比一，绝对差距达到九千六百四十六元人民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官方没有公布二〇〇九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的数据，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在继续扩大。

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曰，我的朋友崔永元，他是tv的著名主持人，带领摄制组和二十六名来自不同行业的人，重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的长征路线。历时二百五十天，行程六千一百多公里。他们经历了春夏秋冬和风霜雪雨，翻雪山，过草地，终于在二〇〇七年一月七日光荣回到北京。

崔永元带着很多欢乐的故事，也带着很多辛酸的故事回到家中。后来有一天，我们坐在了一起，他向我讲述了一些故事。

我在此复述其中的一个故事。在二〇〇六年德国世界杯足球比赛期间，崔永元的微型长征队伍走到了中国西南的某一个贫困地区，他突发妙想，准备和当地的小学生进行一场足球比赛。虽然无法复制柏林的狂热，也试图在穷乡僻壤营造出一些世界杯的欢乐气氛。

可是崔永元马上面临了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当地县城的商店里没有足球，他就让两个“长征”战友开车去州政府所在的城市买了足球回来。然后是第二个难题，当地的小学生不仅从来没有看过足球比赛，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运动叫足球。魏崔永元找了一块很大的草地，当地这样的草地很多，再让“长征”摄制组里的美工做了一个足球门框，立在草地上。一千多名当地的小学生围坐在草地四周，崔永元开始了足球的启蒙教育。

他的教育从如何罚点球开始，他将崭新的足球放在离木框球门十二码远的地方，隆重推出了他们的摄影师，这是“长征”队伍里脚法最好的一位。

这位摄影师习惯了没有裁判和没有观众的踢球，第一次有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心里自然紧张起来，虽然助跑时仍然有些貌似专业的派头，可是将点球高高踢起的瞬间，也就尽显业余本色了。足球像高射炮打出的炮弹似的越过了球门，在空中划出了彩虹一样的弧线，落地后快速滚动，最后滚进了一堆牛粪。

摄影师惭愧地低着头，小跑过去，从牛粪里捡起足球，到附近的水池里将足球上的牛粪清洗干净，再将足球放回到点球的位置上。

接下去，崔永元让小学生们排着队练习罚点球了。然后令人难忘的情景出现了，每个小学生踢出足球后，都跟着足球奔跑过去，等足球停止了滚动，就抱起足球到水池里去清洗一下，再将足球放在点球位置上。他们以为清洗足球是足球比赛的规则。

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二〇〇六年的夏天，这个夏天在中国有超过一亿人透过电视观看德国世界杯。在二〇〇二年韩日世界杯上，中国和巴西的小组比赛，电视转播吸引了两亿中国人的眼球。中国早在一九七八年，开始电视转播世界杯足球比赛；也是这一年，中国的足球联赛正式开始。

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孩子早已熟悉了耐克（nike）和阿迪达斯（adidas）这样的体育品牌，可是在西南贫困地区的孩子竟然还没有听说过足球。一位北京的中学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生因为每天都穿校服，他们无法在衣服上比较，就在鞋上做文章，相互攀比起了脚上的鞋。比如都是耐克篮球鞋了，还要攀比谁穿的是乔丹第几代鞋，谁穿的是科比（kobebryant）第几代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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